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为这年的“”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么，这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如何兴起的？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人生产。加之农业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农业社，从1955年起就办起了农忙食堂。这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社的彭德喜互助组（当时农业社还未建立），只有13个劳动力却要耕种110亩田地，颇感人手不够。于是有人提议说，要是集体吃饭，就能出工整齐，可以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火。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十几天。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从始至终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八区合作乡，荆门县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从始至终坚持下来的食堂。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仅仅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发展畜牧业，改良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止和消灭病虫害等。会上，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这次会议不但揭开了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运动的序幕。

  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同一天，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将纲要交给全体农民讨论。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要求农村干部群众打破“生产已经到顶了”的保守思想，在低产地区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产地区继续发挥潜力进一步提升单位面积产量，并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的号角。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以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一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对这篇社论非常欣赏，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实。他还曾就此亲笔写了一则批语：“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定要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其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由于这些社论的发表，反冒进就成了右倾保守的同义词，而右倾保守意味着消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是谁也不敢再提倡反冒进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保守倡跃进即冒进的强大舆论氛围，一步步地将“”发动起来。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起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的那种劲头来，掀起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的生产高潮。是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为了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组织和发动“”。

  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大批的中小型水利工程相继动工。由于这些工程大多超出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顺时而生。河北省的徐水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徐水是一个只有31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足10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却组织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指整半劳力）”的劳动大军。其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并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

  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仅深翻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曾是深翻土地的积极提倡者。他听说山东营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增产，就鼓励各个地区搞深翻。他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还说要制定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个别地方深翻土地或许能够增产，而对全国并不见得都有效。但是，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凡是倡导的，各地哪有不雷厉风行执行之理？而且一些地方对深翻土地片面理解，以为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竟翻有一丈多深的。积肥也是越积越走样，有的地方在一亩地上施上万担的肥。这一切自然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本已不足的劳动力更显紧张。

  徐水也是如此，过去翻地一亩用工只需10个左右，由于搞深翻，此时需用工40个左右。如此大的用工缺口，客观上需要更加多的以往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投入农业生产。恰在此时，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会上，有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大受启发，立即给县里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对办食堂进行具体研究，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的有效措施，乃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在此之前，徐水农民曾自发地办过一些食堂，但只限于单身汉参加。当然，这不包括早已办起的所谓“随营食堂”。

  1958年7月初，徐水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议，“交流了办食堂的经验”，还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8.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处，幼儿食堂119处，老年食堂248处。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据《徐水报》报道，徐水食堂的组织形式有这几种类型：一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建立野战食堂、综合食堂、幼儿食堂、老年食堂。二是按粮食指标划分食堂。到底怎么样来划分，该报没有详细的介绍，所以不知其详。三是以户为基础，以连（生产队）为单位，不分幼、青、老，按一家计算，集体吃饭，也可以打回家去吃的食堂。

  该县的南张丰乡在办食堂之初因不甚积极，受到县委的批评。接到县委批评电话的第二天，南张丰乡就建立了92个食堂，实现了全乡食堂化。《徐水报》特地介绍了该乡双营社管理食堂的几种办法：第一是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规定用粮标准，在不超过以前定量的留粮标准的原则下，根据社员的年龄大小和劳动强弱，除早晨和晚上吃稀饭不限量外，对中午吃干饭分为四等，即1至3岁4两，4至10岁8两，11至16岁14两，17岁以上1斤7两（此处为老秤，16两为1斤）。另外为了奖励社员个人节约，少吃一个馒头给2两粮票，作为社员个人储备粮。第二是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便于社员对自己的伙食心中有底。第三是为了照顾社员亲友来往吃饭问题，规定社员可以把自己节余的粮票给客人在食堂吃饭。有病的社员食堂还设有病号饭。

  徐水县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徐水县委介绍说，由于生活集体化，完全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就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徐水县委所折算出的兴办公共食堂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自然不可全信。要是果真能节约那么多的劳动力，无疑是“优越”无比。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启动以来，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加农业生产。伴随大办水利，县、社大办工业，以及随后出现的全民大办钢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些妇女和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前有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活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和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